“余行”觉醒：产业价值发现与转化的新逻辑

——重写未来产业竞争规则宣言

发起单位：

自指余行论研究中心

主编单位：

余行智库

发布日期：202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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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范式革命——从“资源掠夺”到“价值发现”的产业新规则 

我们正站在产业发展的历史转折点。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重塑世界经济格局与竞争逻辑。传统增长范式已显疲态，一场关于未来产业发展主动权的战略博弈全面展开。在这场关乎未来数十年发展态势的竞赛中，主导权不再属于资源占有最丰者，而是价值发现能力最强者。

当前产业面临的核心悖论在于：一方面，全球创新投入持续攀升——2013-2022年全球研发支出占GDP比重较快提高，反映出经济低迷背景下科技投资的较强韧性；另一方面，产业创新的边际效益却呈递减趋势。大量创新成果未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与竞争优势。这种失衡状态折射出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我们热衷于争夺日益稀缺的“显性资源”（资本、土地、能源），却对系统中持续涌现的“隐性价值”视而不见。

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产业认知的范式滞后。传统产业思维建立在“资源稀缺性”假设上，竞争围绕着生产要素的获取与配置展开，形成了典型的零和博弈格局。然而，在数字文明时代，产业价值的创造逻辑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健康产业系统的价值增值，更多来源于对系统内部持续产生的“行为剩余”的创造性转化，而非仅依赖外部资源的投入。

我们提出“余行”这一核心概念，旨在为理解产业价值创造提供新范式。所谓“余行”，即复杂系统（如产业、企业）在运行过程中产生却未被有效识别和利用的“行为、数据、关系与认知的剩余价值”。这些看似零散的“剩余”，实则是产业系统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价值载体：

技术余行：沉淀的专利、未商业化的研发成果、可复用的工艺诀窍

数据余行：生产运营中产生但未被分析的实时数据、产业链上下游的信息断点

关系余行：企业间潜在的协同机会、产学研合作的薄弱环节、生态位重塑的可能性

认知余行：区域品牌的潜在价值、行业口碑尚未转化的信任资本

全球未来产业发展正进入从技术追赶到超前布局的关键阶段，各国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赛道加速角逐。在这场面向未来的竞争中，中国的优势日益凸显：我们不仅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和快速数字化的社会生态，还具备有效协同的新型举国体制与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合力。然而，真正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需要更广阔的全球视野和创新生态的构建。

本白皮书的使命，正是提出一套系统的“余行价值发现”理论框架，揭示产业竞争中隐性价值流动的新规律，为政策制定者、产业领袖和创新者提供认知地图和行动指南。我们坚信，未来产业的竞争，本质上将是价值发现效率的竞争。哪个国家、哪个地区能够率先建立高效识别、激活并转化产业系统中“余行”的机制，就能够在未来全球产业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

一、理论基石：余行价值论——产业价值创造的新逻辑 

1.1 从线性增长到复杂系统：产业价值创造的模式演变 

工业革命以来，产业价值创造经历了三个基本范式的演进：

范式一：资源驱动型（线性模式）

核心逻辑：价值与资源投入成正比

典型特征：大规模生产、标准化流程、效率优化

局限性强：边际收益递减、环境压力增大、创新空间受限

范式二：创新驱动型（反馈模式）

核心逻辑：价值与技术创新强度相关

典型特征：研发投入增加、知识产权保护、产学研合作

局限性强：创新成本高昂、市场风险增大、技术路径不确定

范式三：生态驱动型（网络模式）

核心逻辑：价值与网络连接密度和价值循环速度相关

典型特征：平台经济、生态系统、协同创新

新局限性：生态锁定、垄断风险、价值分配不均

当前，我们正在进入范式四：余行驱动型（复杂系统模式）。这一范式的核心命题是：产业系统的价值增长主要来源于系统内部“余行”的识别、激活和重组效率。与前三者相比，余行驱动型范式具有根本性差异：它不再将价值视为外生变量，而是系统内部自发涌现的结果；它关注的不是静态资源的占有，而是动态价值的发现与转化能力。

中国在未来产业布局中已展现出这种范式转变的迹象。以上海为例，其通过《上海打造未来产业创新高地发展壮大未来产业集群行动方案》和《关于加快推动前沿技术创新与未来产业培育的若干措施》的系统布局，在脑机接口、生物制造、6G、可控核聚变等重点赛道取得了有梯度的显著进展。这种成功背后，实质是对产业生态中“余行”价值的系统挖掘与激活。

1.2 余行概念框架：定义、分类与特征 

“余行”作为产业价值创造的新维度，具有其特定的内涵、分类和特征。

1.2.1 余行的核心定义 

余行可定义为：在复杂产业系统运行过程中必然产生，却未被系统充分识别、认知和利用的行为、数据、关系与认知的剩余价值。这一概念包含三个关键内涵：

首先，余行是产业运行的“必然副产品”。正如生命体新陈代谢会产生能量和物质循环一样，产业系统在运作过程中也会不断产生数据、知识、关系和认知的“溢出”。这些溢出物在传统视角下常被视为“废物”或“噪音”，但实际上蕴含着巨大的价值潜力。

其次，余行具有“隐性价值”特征。其价值并非直接显现，需要经过识别、解读和重构过程才能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正如合肥市在量子通信领域的布局，通过对基础研究阶段产生的技术“余行”进行系统挖掘和转化，最终推动国盾量子成功登陆资本市场。

第三，余行价值具有“语境依赖性”。同一“余行”在不同产业语境、不同技术路线和不同市场环境下可能呈现出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价值属性。这意味着余行价值发现是一个高度依赖情境的创造性过程。

1.2.2 余行的分类体系 

根据价值形态和存在领域的差异，可将余行划分为四大基本类型：

1. 技术余行

未充分商业化的专利与技术诀窍（Know-how）

跨领域应用潜力未被挖掘的核心工艺

研发过程中产生但未被转化的副产品与灵感

失败研发项目中蕴含的可重用知识组件

2. 数据余行

生产运营中产生但未被深度分析的实时数据

产业链上下游信息流动中形成的断点与孤岛

用户行为中隐藏的潜在需求与创新线索

设备交互日志中蕴含的优化密码与故障前兆

3. 关系余行

企业间潜在但未开发的协同机会

产学研合作中未能转化为创新合力的弱连接

产业集群内部尚未激活的生态位互补潜力

跨界融合可能产生的新价值网络节点

4. 认知余行

区域品牌已建立但未兑现的信任资本

行业口碑中蕴含但未转化为定价权的社会认同

组织学习中积累但未显性化的隐性知识

市场对产业未来发展趋势的集体预期与共识

1.2.3 余行的基本特征 

余行作为产业价值的新载体，呈现出一系列区别于传统要素的典型特征：

一、弥漫性与附着性

余行并不独立存在，而是弥漫在产业系统的各个角落，附着在现有产品、技术和组织之上。正如广东深圳在第六代移动通信领域已处于世界前沿、形成局部领先优势，这种优势并非单一技术突破所致，而是整个产业生态系统中多种“余行”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非竞争性与可共享性

同一余行可以被多个主体同时使用而不会产生排他性竞争。中国在推动未来产业发展时，正通过构建“全国一盘棋”的战略统筹机制，促进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实现未来产业的差异化发展，这实质是对余行可共享性的政策确认。

三、再生性与自增强性

余行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不仅不会耗竭，反而可能不断增值和再生。我国在量子通信、生物制造、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赛道形成的领跑、并跑、跟跑并存局面，正是产业系统通过“余行”的持续循环实现自我增强的典型案例。

四、多维度性与语境依赖性

余行价值具有多维度特征，其价值实现高度依赖具体产业语境和创新生态系统。上海在脑机接口、生物制造等方向不断实现突破，正是由于其构建了适合该类技术“余行”价值转化的特殊语境。

1.3 余行价值转化的过程机制 

余行价值转化遵循“识别-激活-重组-制度化”的基本过程机制，这一过程构成产业价值创造的增强回路。

1.3.1 价值识别：从隐形到显形 

余行价值转化的第一步是建立了余行价值的识别框架。这需要构建产系统的“感知网络”，通过数据采集、知识图谱、关系映射等技术手段，使隐性余行变得可见、可度量、可管理。

当前，我国正在量子通信、第六代移动通信、脑机接口、氢能和核聚变能、具身智能等领域建立自己的优势，这背后是对各类技术“余行”的敏锐识别和把握。例如，合肥市聚集了全国近三分之一的量子科技企业，正是基于对量子科技领域“技术余行”价值的准确识别。

1.3.2 价值激活：从静态到动态 

识别余行后，需要通过创意、技术、资本和制度的结合，激活其潜在价值。场景牵引是激活余行价值的关键途径，应用场景已成为牵引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力量。

中国拥有超大规模且群体多元的国内市场，为创新提供了多样化的应用场景。从特大城市复杂的智慧交通网络，到广袤乡村的现代化治理，从高端制造业的精密需求，到消费市场的多元偏好，多样化的场景为技术的快速迭代、商业模式的验证优化提供丰沃土壤。这些多样化场景为余行价值激活提供了独特优势。

1.3.3 价值重组：从无序到有序 

余行价值转化的核心环节是重组——将激活的余行与现有产业要素进行创造性结合，形成新的价值创造结构。国际科技合作不仅是资源互补，更注重能力的搭建，这实质是跨国界、跨领域的余行重组过程。

在我国，数字经济、新能源、生命科学等领域的中外企业联合研发、共建实验室已逐步成为常态。另一方面，中国企业“走出去”正为国际创新合作打开新通路。这些深入不同国家市场的节点，既是中国技术落地检验的窗口，也是吸收全球养分、促进本土研发升级的通道。无论是东南亚农田里的智能灌溉系统，还是中东沙漠中崛起的低碳新城，中国技术正根据当地需求灵活调整，凝聚更广泛的创新力量。

1.3.4 价值制度化：从偶然到必然 

余行价值转化的最高阶段是将其纳入产业系统的制度化运行中，使偶然的价值发现转化为系统的价值创造能力。中国有效协同的新型举国体制与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合力，为余行价值转化的制度化提供了独特优势。

这种制度化过程需要建立相应的基础设施、规则体系和激励机制。正如上海在2025年提出构建未来产业动态培育体系，构建项目经理团队主责、重点任务清单突破、未来产业基金赋能、未来产业集聚区支撑的“四位一体”未来产业培育机制，其中“未来产业基金”定位为功能性母基金与耐心资本，总规模约150亿元，已完成23只子基金的投资决策。

1.4 余行驱动的产业创新：与传统模式的比较 

余行驱动的产业创新模式与传统线性模式存在根本性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其在应对未来产业不确定性方面的独特优势。

1.4.1 逻辑起点：从“需求导向”到“可能性导向” 

传统创新模式多以已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通过研发满足市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而余行驱动的创新模式则以系统中存在的“可能性”为起点，通过对余行的创造性重组，开辟新的市场空间和价值轨道。

未来产业具有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的属性，决定其需要建立与传统产业不同的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余行驱动模式通过多元投入格局的组合效能，为基础研究和技术验证提供持续支持，更适应未来产业发展的需要。

1.4.2 组织方式：从“封闭控制”到“开放生态” 

传统创新依赖于组织内部资源的封闭控制和线性管理，而余行驱动创新则强调构建开放生态，通过多元主体的互动激发创造性重组。

未来产业的健康成长根植于一个高度开放、包容、有韧性的创新生态系统。最适宜某个区域、某个城市的未来产业往往不是“选”出来的，更多是“冒”出来的。这就需要给那些有潜力打破现有技术和产业格局的“苗子”提供激励创新和稳定预期的“土壤”。这块“土壤”越丰沃，未来产业的涌现和壮大就越多越快。

1.4.3 价值分配：从“零和博弈”到“正和博弈” 

传统产业竞争多是零和博弈，一方的收益往往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而余行驱动创新则通过系统价值的持续创造和再生，实现各方共赢的正和博弈。

中国在这场面向未来的产业竞争中，正通过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未来产业创新生态，强化全国统筹，突出“全国一盘棋”，实现国家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在未来产业发展中的战略和组织协同。这种协同机制本质上是打破零和博弈思维，通过余行价值的系统发掘实现各方共赢。